神秘莫测的指挥大师

图片

布里安·拉奇

英国导演布里安·拉奇（Brian Large）是古典音乐电视界的重要人物，拥有600多部音乐影像作品。他曾执导1989年至2011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拍摄了1979-1980年拜罗伊特节瓦格纳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首部影像纪录，以及1990年罗马“三大男高音”首次同台演出。拉奇曾在皇家音乐学院学钢琴，后获音乐学博士。1965年加入BBC，专注古典音乐会和体育直播。2025年，他出版了回顾个人经历与古典音乐视听史的著作《At Large: Behind the Camera with Brian Large》。

1987年，我受邀执导一场来自慕尼黑国家歌剧院的现场直播节目，演出的是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轻歌剧《蝙蝠》。我对这次任务尤为期待，因为站在指挥台上的将是奥地利的传奇人物卡洛斯·克莱伯。他身材高大，长相英俊，有时腼腆，有时却直言不讳，是一位真正的特立独行者，也可能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指挥家。

除了在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任职5年之外，克莱伯从未接受过任何永久职位。他总是受邀而来，而也始终是众人争抢的对象。他厌恶“音乐界”的那一套虚张声势，却不排斥赚钱，而且对自己接受的项目挑剔非常。他的条件之一就是开出业内最高的报酬，而他也的确得到了传闻中的“天价”。坊间还流传一句话：“他只有在冰箱空了的时候，才会答应登台。”（跟帕瓦罗蒂一样，他偶尔也接受实物酬劳——只是他偏爱汽车，而不是马。）

克莱伯从小就展现出音乐天赋，但他的父亲——世界知名的指挥家埃里希·克莱伯——并不希望儿子步他后尘，非但没有鼓励他，反而百般阻挠。尽管得不到父亲的支持，卡洛斯还是在学习化学之后，走上了那条属于他自己、令人惊艳又充满个人色彩的指挥之路。

克莱伯的脾气出了名的难以捉摸，演出前常常紧张得要命。在排练过程中，如果他觉得独唱演员或乐团没有达到其要求，就会大发脾气，甚至拂袖而去，气冲冲地离开指挥台。可通常过了半小时左右，又会悄悄回来，向大家道歉，说自己刚才情绪失控，然后若无其事地重新举起指挥棒，继续排练。

尽管他行为古怪、情绪多变，但大多数音乐家仍愿意忍受这些，只为能有机会与他合作。克莱伯偏爱指挥他父亲曾经演出过的曲目，甚至常常使用父亲留下的标注乐谱。他始终保持自由身，在各大歌剧院与音乐厅之间穿梭，从不受任何一方约束。

早在慕尼黑《蝙蝠》那次合作之前的几年，我就已经见过克莱伯一面。俗话说“猫可以看国王”，但真正有机会接近国王、认识他的情况极少。以克莱伯那样声名显赫、行事低调的人物，我原本并不指望能和他攀上什么交情——除非依靠“捷克关系”这一层。

我隐约觉得，兹登卡·波德哈伊斯卡那庞大的人脉圈里，可能会有人认识克莱伯，于是我试探性地问她是否能找人帮我牵线搭桥。没想到根本不需要中间人。原来，兹登卡早年在布拉格上大学时就与埃里希·克莱伯（卡洛斯的父亲）是老朋友，后来一直保持密切来往。她很早就认识卡洛斯和他妹妹维罗妮卡，看着他们长大，平时还用家里的小名称呼他们——一个叫“派”（Pie），另一个叫“桃子”（Peaches）。

得知我想认识卡洛斯后，兹登卡立刻亲自出面，联系了“派”，告诉他，我就像她的儿子一样，如今希望能见他一面。这番情面一出，原本遥不可及的大门瞬间敞开。

我和卡洛斯见过面之后，很快就聊得来。我们偶尔会一起吃午饭，而且每次碰面几乎都有同样的开场白。他一坐下就会问：“今天你请我吃饭吗？”我说“是的”，他就点上他最爱吃的生蚝——菜单上最贵的菜。他一贯节俭，如果要自己掏钱，绝不会点这种奢侈品。说这些不是为了抱怨——相信我，哪怕付出再多，只要能和他相处，我都心甘情愿。

生蚝另当别论，我是真心喜欢他。他为人风趣，谈吐迷人，和他在一起总让人感到愉快，更别提他指挥出来的音乐本身就令人陶醉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那么期待那次慕尼黑的演出邀请。而那次经历，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。

那是奥托·申克打造的一版华丽而迷人的《蝙蝠》，完全符合我对这部作品的所有期待。我和独唱演员、乐团成员合作得非常愉快，而克莱伯那无人能及的指挥风格，更是让整场演出熠熠生辉。我心里无比渴望再次与他合作。虽然这份等待没那么快有回音，但正如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——它终将会到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常常往返于纽约和维也纳之间——维也纳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通过在国家歌剧院的工作，我结识了不少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，因为这个传奇乐团的大多数演奏家同时也在国家歌剧院担任职位。

如果当时我心中有一个“愿望清单”，那么拍摄维也纳爱乐的演出无疑会名列前茅。我从12岁起就被这个乐团深深吸引，那时起，我和世界各地的观众一样，每年守着电视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成了我家的一项传统。我和父母常常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维也纳爱乐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在那个年代，由威利·博斯科夫斯基执棒，他不仅担任指挥，还像小约翰·施特劳斯当年那样，一边拉小提琴一边带领乐团演奏。那场面太精彩了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一场场新年音乐会给我留下无数耀眼的记忆。所以，当我接到邀请执导1989年新年音乐会的消息时，简直欣喜若狂。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场音乐会将由卡洛斯·克莱伯担任指挥。满怀幸福的激动心情，我回到了维也纳，开始为这一梦想中的项目做准备。

在我第一次执导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彩排期间，按照多年的传统，演出前几天，大批花匠鱼贯而入音乐之友协会大楼（Musikverein），连夜将音乐厅布置成一座花团锦簇的伊甸园。一箱箱鲜花被小心拆封，摆放在音乐厅的各个角落，尤其是乐团背后的位置。每天早上一进大厅，扑面而来的花香就愈加浓烈。而空气中另一股明显的味道，则来自酒精——花匠们靠着大量烈酒撑过那些熬夜布景的日子。鲜花和白兰地（Schnaps）成为这场美丽工程的“燃料”。音乐之友协会仿佛成了一座将视觉、嗅觉与听觉完美融合的感官殿堂。我也受邀加入了花匠们的“深夜小酒俱乐部”，毫不犹豫，欣然赴约。

在排练时，克莱伯指挥起乐团来从容不迫、气定神闲。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，他的点评既精准又富有表现力——全程不看谱，完全凭记忆指挥。他要求乐手们集中全部注意力，但同时也不忘与他们开玩笑、笑作一团，始终掌控全局。虽然“行云流水”这个词已被滥用，但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更贴切的说法，来形容卡洛斯·克莱伯的指挥风格。他挥动手臂，仿佛在空气中漂浮；用指尖勾勒出一个个乐句，似乎真的能触碰到每一个音符。他那高挑瘦削的身体并不像伯恩斯坦那样充满杂技演员的爆发力，而更像是一位优雅的芭蕾舞者。我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充满表现力的指挥方式，说实话，此后也再未遇到过。为了忠实呈现他在那场新年音乐会上的非凡表现，我特地改良了一个曾用于拍摄斯特拉文斯基《火鸟》时的摄影角度，作出新变化安排。

我再次在乐团中架设了一台小型摄影机，镜头对准指挥台。不过这一次，我没有把镜头放在与指挥视线平齐的位置，而是尽可能地往下放，几乎贴着地面向上拍摄。这样的角度让克莱伯看起来仿佛悬浮在空中，而他那灵动、蜿蜒的手臂动作，更增强了这种如梦似幻的视觉效果。那一镜头至今无可匹敌，我也从未在其他拍摄中再使用过。

整场音乐会体现了真正音乐艺术的精髓，没有一丝浮华和矫饰，只有纯粹的音乐之光闪耀其间。能让自己的名字与这场盛会联系在一起，实在是莫大的荣耀。最令人欣喜的是，演出制作方随后又邀请我连续执导下一场新年音乐会，然后是下一年，再下一年。

按照传统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由不同的指挥执棒。在克莱伯之后，我先后与祖宾·梅塔、里卡尔多·穆蒂合作。原定由伦纳德·伯恩斯坦执棒1992年的音乐会，但他突然去世，卡洛斯·克莱伯临时顶替上场。

那年的音乐会还有一位特别嘉宾：鲁道夫·努里耶夫首次登上新年音乐会的舞台。他为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一段阿拉伯舞编排了舞蹈。理论上他是这支舞的主角，但实际上，他的“表演”只是一系列定格的舞姿，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们则围绕他旋转起舞。

那时的努里耶夫病得很重，但他坚持要出现在舞台上。他脸色灰白，动作缓慢而克制，他能够在台上维持那些优美的舞姿，全靠惊人的意志力支撑。尽管身体状况极差，他本人却温文尔雅、彬彬有礼，非常容易相处，也极具魅力。

我记得他当时特别渴望见到克莱伯。音乐会结束后，我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，气氛虽然低调，但非常愉快。席间，努里耶夫几乎全程目不转睛地听着克莱伯说话，神情专注。

大约一年多之后，鲁道夫·努里耶夫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。

尽管伦纳德·伯恩斯坦的去世以及努里耶夫的重病让那年的音乐会蒙上了阴影，我仍然沉浸在再次拍摄卡洛斯·克莱伯的喜悦中。可惜，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。所幸，后来我们依然保持私下的来往，其中一次最令人难忘的相聚是在90年代中期。

当时，我受邀执导慕尼黑王子摄政剧院一场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的现场直播，由洛林·马泽尔担任指挥。我请了卡洛斯的儿子马尔科来担任我的助理。马尔科转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，克莱伯听说后也产生了兴趣，想亲自来看一场演出。

不过，卡洛斯一向性格内向，极度厌恶抛头露面。他想来看，却又怕被人认出来。马尔科把他的顾虑告诉我后，我立刻回应：“你告诉你父亲，不用担心，他完全不必坐在观众席。他可以来我们的导播车里，那里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他。”我还补充道：“但他必须答应，在演出过程中不可以说话。”

令人高兴的是，卡洛斯接受了邀请，也信守承诺，保证全程安静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次意外的胜利——一生仅有一次的音乐体验：屏幕上观看一位伟大指挥的现场直播，而另一位伟大指挥就静静坐在我身后。

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我站在电视导播车外，看到克莱伯驾车而来。他停好车，走下车来，耸着肩、低着头，戴着墨镜遮住双眼，步伐匆匆地朝我走来。说实话，那一刻他更像一位情报人员，而不像一位音乐家。

我们简短地打了个招呼，我便带他进入导播车，领他入座，而我坐在他前面的位置。歌剧开始了。整个第一幕演出期间，虽然他确实没有开口说话，但我能听见他沉重的呼吸声，偶尔还会低声咕哝。有时，他甚至会突然轻声喊出一句：“不对！”或“唉……”。他的紧张情绪我几乎能感觉到。

中场休息时，卡洛斯起身，向我致谢，然后径直往车外走去。我连忙跟上去，只见他飞快地回到自己的车旁。我问：“怎么了，大师？”他一下子爆发了：“太慢了，太慢了！整个节奏都拖沓！这根本不是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该有的指挥方式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”说完，他跳上车，猛踩油门，飞驰而去。

我当时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，完全没想到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当然，也许他心中有些不快——可能是因为这部歌剧没有邀请他来指挥。谁知道呢？不过，这件事我当然从未对洛林·马泽尔提起过。

卡洛斯·克莱伯那近乎堂吉诃德式的性格，有时含蓄微笑，转瞬却又勃然大怒，确实让人难以捉摸。他的暴躁脾气自然更容易引人注目，但他身上其实也有许多温柔的“弱音符”。

我记得其中一个特别温暖的瞬间，它为我们重新照亮了他更柔和的一面。当曾经的老友兹登卡去世时，卡洛斯给我打了电话。我们一起追忆她的点滴，分享着对这位挚友的思念。在挂电话前，他对我说：“布赖恩，我不清楚兹登卡的经济状况，只知道她一生都不愿接受任何帮助。但如果她那边有什么困难，请一定告诉我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承担她所有的费用。”这无疑是一位指挥大师的慷慨之举，也是王者般的高贵风范。
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